長恨歌全篇賞析

　　《長恨歌》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創(chuàng)作的一首長篇敘事詩。此詩可分為三大段，從“漢皇重色思傾國”至“驚破霓裳羽衣曲”共三十二句為第一段，寫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生活、愛情效果，以及由此導致的荒政亂國和安史之亂的爆發(fā)。下面小編為大家?guī)�來長恨歌全篇賞析，希望大家喜歡！

　　賞析

　　《長恨歌》是白居易詩作中膾炙人口的名篇，作于元和元年（806），當時詩人正在盩厔縣（今陜西周至）任縣尉。這首詩是他和友人陳鴻、王質夫同游仙游寺，有感于唐玄宗、楊貴妃的故事而創(chuàng)作的。在這首長篇敘事詩里，作者以精煉的語言，優(yōu)美的形象，敘事和抒情結合的手法，敘述了唐玄宗、楊貴妃在安史之亂中的愛情悲�。核麄兊膼矍楸蛔约横劤傻呐褋y斷送了，正在沒完沒了地吃著這一精神的苦果。唐玄宗、楊貴妃都是歷史上的人物，詩人并不拘泥于歷史，而是借著歷史的一點影子，根據(jù)當時人們的傳說，街坊的歌唱，從中蛻化出一個回旋曲折、宛轉動人的故事，用回環(huán)往復、纏綿悱惻的藝術形式，描摹、歌詠出來。由于詩中的故事、人物都是藝術化的，是現(xiàn)實中人的復雜真實的再現(xiàn)，所以能夠在歷代讀者的心中漾起陣陣漣漪。

　　《長恨歌》就是歌長恨，長恨是詩歌的主題，故事的焦點，也是埋在詩里的一顆牽動人心的種子。而恨什么，為什么要長恨，詩人不是直接鋪敘、抒寫出來，而是通過他筆下詩化的故事，一層一層地展示給讀者，讓人們自己去揣摸，去回味，去感受。

　　詩歌開卷第一句：漢皇重色思傾國，看來很尋常，好像故事原就應該從這里寫起，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，事實上這七個字含量極大，是全篇綱領，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劇因素，又喚起和統(tǒng)領著全詩。緊接著，詩人用極其省儉的語言，敘述了安史之亂前，唐玄宗如何重色、求色，終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，六宮粉黛無顏色的楊貴妃。描寫了楊貴妃的美貌、嬌媚，進宮后因有色而得寵，不但自己新承恩澤，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。反復渲染唐玄宗得貴妃以后在宮中如何縱欲，如何行樂，如何終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。所有這些，就釀成了安史之亂：漁陽鼙鼓動地來，驚破霓裳羽衣曲。這一部分寫出了長恨的內因，是悲劇故事的基礎。詩人通過這一段宮中生活的寫實，不無諷刺地向我們介紹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：一個重色輕國的帝王，一個嬌媚恃寵的妃子。還形象地暗示我們，唐玄宗的迷色誤國，就是這一悲劇的根源。

　　下面，詩人具體的描述了安史之亂發(fā)生后，皇帝兵馬倉皇逃入西南的情景，特別是在這一動亂中唐玄宗和楊貴妃愛情的毀滅。六軍不發(fā)無奈何，宛轉蛾眉馬前死�；ㄢ毼�地無人收，翠翹金雀玉搔頭。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淚相和流，寫的就是他們在馬嵬坡生離死別的一幕。六軍不發(fā)，要求處死楊貴妃，是憤于唐玄宗迷戀女色，禍國殃民。楊貴妃的死，在整個故事中，是一個關鍵性的情節(jié)，在這之后，他們的愛情才成為一場悲劇，接著，從黃埃散漫風蕭索起至魂魄不曾來入夢，詩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，用酸惻動人的語調，宛轉形容和描述了楊貴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傷，還都路上的追懷憶舊，回宮以后睹物思人，觸景生情，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種種感觸。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，使人覺得回腸蕩氣。正由于詩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這樣的程度，后面道士的到來，仙境的出現(xiàn)，便給人一種真實感，不以為純粹是一種空中樓閣了。

　　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詩的末尾，寫道士幫助唐玄宗尋找楊貴妃。詩人采用的是浪漫主義的手法，忽而上天，忽而入地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兩處茫茫皆不見。后來，在海上虛無縹緲的仙山上找到了楊貴妃，讓她以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現(xiàn)，殷勤迎接漢家的使者，含情脈脈，托物寄詞，重申前誓，照應唐玄宗對她的思念，進一步深化、渲染長恨的主題。詩歌的末尾，用開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結筆，點明題旨，回應開頭，而且做到清音有余，給讀者以聯(lián)想、回味的余地。

　　創(chuàng)作背景

　　1、時代背景

　　唐玄宗是唐代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。在他統(tǒng)治前期，采取了一系列促進生產力發(fā)展的措施，使人民獲得近四十年的安定，唐王朝的興盛達到了頂峰。天寶后期，由于唐玄宗驕傲放縱，黷武貪功，耽于淫樂，階級矛盾、民族矛盾以及統(tǒng)治階級內部矛盾日益尖銳，最終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(fā)，給廣大人民帶來很多痛苦。但是，唐玄宗前期給人民的良好印象是深刻的，即使到了天寶后期，人民生活總的來說也還是比中唐時期好得多；而且唐玄宗在事變發(fā)生后乃至倉皇奔蜀之時，頭腦還是比較清醒的，沒有完全忘懷百姓。所以在人們心目中，他是一個一度受奸臣蒙蔽的英主，而不是徹頭徹尾的無道昏君。再加上此后一連幾個皇帝都昏庸無能，長期不能平息戰(zhàn)亂，人民生活越來越痛苦，自然就產生了對唐玄宗的懷念。人們對唐玄宗晚年在李輔國和唐肅宗監(jiān)視下，身邊無一舊人、郁郁而終的凄涼境遇感到同情。同時，在封建社會中，皇帝對一個妃子過分寵愛本不算一回事，唐玄宗對楊貴妃的寵愛也絕不是造成安史之亂的根本原因。那么，楊貴妃的慘死就不是罪有應得，而很自然地引起人們的同情。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，寄托人們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懷念與同情的傳說也就產生了，又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民間流傳，最終演變成為“情之所鐘，在帝王家罕有”的悲劇愛情故事。

　　白居易創(chuàng)作《長恨歌》的元和初年，正是安史之亂后百弊積結的中唐，當時社會政治腐敗、經濟凋弊，內有藩鎮(zhèn)割據(jù)，外有吐蕃侵擾。中唐人民目睹時代滄桑巨變，不滿于社會分裂、動亂和凋弊的現(xiàn)實，懷念盛唐的統(tǒng)一、安定與繁榮。因此，上至君臣之間，下至文人聚會、歌樓酒館、街談巷議，在社會各階層中形成了愛談論開元天寶遺事的風氣，探討由盛轉衰的教訓也是人們普遍關心的社會問題。中唐時代普遍存在的懷念盛世、不滿現(xiàn)實的社會思潮，反映到文學領域中，就相應產生了一股新的創(chuàng)作潮流，即以回憶開元天寶時代的社會生活為題材的創(chuàng)作潮流。一方面，文人們收集開元天寶時代的種種傳說，寫成了雜史或傳奇小說；另一方面，這些廣泛流傳的傳說，又為詩歌提供了豐富的題材，詩人們或回憶盛世、盼望中興，或撫今追昔、感傷國運，或借昔諷今、針砭時弊，創(chuàng)作了不少興寄深切的詩歌。白居易的《長恨歌》即屬于后者。

　　2、個人背景

　　白居易“家貧多故，年二十七方從鄉(xiāng)試”，及第為官以前的生活基本上是在動蕩不安、顛沛流離之中度過的。在艱難的生活中，他勤學不輟，以至“口舌成瘡，手肘成胝，既壯而膚革不盈，未老而齒發(fā)早衰白”。唐德宗貞元十六年（800），白居易以第四名及第。貞元十九年（803），白居易以“拔萃”登科為校書郎，開始登上政治舞臺。他的思想體系是儒、釋、道三家雜糅，他奉行“志在兼濟，行在獨善”的處世原則，二者的矛盾性與互補性構成了他思想的鮮明特征。其中既有勇敢的一面，也有懦弱的一面；他有時敢于直諫，為民請命，但有時又安分守己和明哲保身。一方面，他是一個關心人民疾苦的詩人；另一方面，他又是一個封建王朝中食祿奉公的官吏。黑暗腐敗的時代環(huán)境與窮困的家庭環(huán)境限制了詩人的發(fā)展，形成了詩人心理上的灰暗色彩與消極因素；早年長期不順的境遇、艱難的生活使詩人產生了悲哀自憐的情結；儒家的“入世兼濟”與佛道的“出世獨善”構成了他思想的矛盾性，并導致了他的雙重人格。這就為《長恨歌》的創(chuàng)作提供了特殊的心理情境。

　　《長恨歌》實際也是詩人長達十幾年不幸愛情的藝術概括。白居易正式結婚很晚，直到唐憲宗元和二年（807）才與楊氏完婚，時年三十六歲。白居易晚婚的原因是他年輕時在符離（今安徽省宿州市埇橋區(qū)）有一個感情甚篤的女子，“十五即相識，今年二十三”（《長相思》）。女子名叫湘靈，因為社會門第等級觀念，白居易沒能和這個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正式結婚，所以兩人的愛情是飽含著血淚的。白居易三十二歲那年離開符離，與情人再無相見機會�！堕L恨歌》寫在白居易與楊氏結婚的前幾個月，詩人這一階段的感情是相當痛苦的，因為失去了與湘靈相會的任何可能。當陷入相思痛苦深淵不能自拔時，一旦涉及到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悲劇，詩人的痛苦之情便憑借這個“易傳之事”，以“絕妙之詞”抒寫出來。

　　《長恨歌》作于唐憲宗元和元年（806），當時白居易三十五歲，任盩厔（今陜西省周至縣）縣尉。關于這首詩的寫作緣起，據(jù)白居易的朋友陳鴻說，他與白居易、王質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到仙游寺游玩，偶然間談到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這段悲劇故事，大家都很感嘆。王質夫認為，像這樣突出的事情，如無大手筆加工潤色，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沒。于是王質夫就請白居易寫一首長詩，請陳鴻寫一篇傳記，二者相輔相成，以傳后世。因為長詩的最后兩句是“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”，所以他們就稱詩叫《長恨歌》，稱傳叫《長恨歌傳》。

　　思想內容

　　白居易把他的詩分為諷諭、感傷、閑適、雜律四類，而將《長恨歌》列在感傷類。詩人曾頗為自得地說：“一篇長恨有風情，十首秦吟近正聲。”（《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》）在他看來，《長恨歌》與諷諭詩《秦中吟十首》不同，它是“風情”之歌。有人把“風情”理解為“兒女風情”，這是不合原意的。在這一聯(lián)詩里，“風情”與“正聲”對偶，“風情”指風人之情，“正聲”指雅正之聲。所以，把《長恨歌》的題旨僅僅歸結為“譏明皇迷于色而不悟”的諷諭說，在很大程度上有悖于作品的客觀內容。

　　《長恨歌》與一般敘寫愛情悲劇詩歌不同的是，這個悲劇的主人公是帝王和妃子，悲劇的制造者和悲劇的主人公是重合的。詩的前半部分主要敘寫唐玄宗重色誤國和楊貴妃恃色邀寵。由于唐玄宗“春宵苦短”不理朝政，導致安史之亂的發(fā)生。在這一部分里，詩人流露出明顯的諷諭，如“漢皇重色思傾國”“從此君王不早朝”是對唐玄宗的批判，“姊妹弟兄皆列土”數(shù)句是對裙帶關系的針砭；然而也為之諱飾，如楊貴妃原為唐玄宗之子壽王妃，陳鴻《長恨歌傳》就寫到“詔高力士潛搜外宮，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”，但在《長恨歌》中卻是“楊家有女初長成，養(yǎng)在深閨人未識”，可見白居易對唐玄宗的態(tài)度與陳鴻有所不同，是有意護短的。詩的后半部分主要敘寫馬嵬驛兵變后，唐玄宗和楊貴妃彼此的思念及生死離別的悲劇。此時的主人公身份發(fā)生變化，一個是失敗的帝王，一個是仙山的太真。在這一部分里，唐玄宗的性格已經由“好色好淫”為主轉化為“情癡情種”，詩人的態(tài)度也明顯由諷諭為主轉向同情了。詩人在民間流傳故事的基礎上，按照人間理想的愛情模式進行藝術提煉，把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悲劇演繹為普通人的愛情悲劇，寄托了詩人對忠貞不渝的美好愛情的贊頌之意：“鴛鴦瓦冷霜華重，翡翠衾寒誰與共”；“在天愿作比翼鳥，在地愿為連理枝�！比�篇雖有對悲劇主人公唐玄宗重色誤國的批判傾向，但也有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生離死別遭遇的同情態(tài)度，對“比翼鳥”“連理枝”的贊美歌頌。

　　《長恨歌》的主題具有復雜性，既有批判、諷諭成分，又有同情、歌頌成分�！堕L恨歌》主題的雙重性并不是缺點，而是一個創(chuàng)造性的突破�？v觀中國敘事文學史，在《紅樓夢》誕生以前，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大抵是平面化、單一化的，正如《紅樓夢》脂評所指出：“惡則無往不惡，美則無一不美”，缺少活生生的豐富內涵。《紅樓夢》則不然，如賈寶玉就“說不得善，說不得惡；說不得正大光明，說不得混賬惡賴……說不得聰明才俊，說不得好色好淫，說不得情癡情種……”他身上體現(xiàn)了多種性格元素的綜合。在《紅樓夢》問世的九百五十多年前白居易就初步創(chuàng)造了一個集多種性格元素于一身的唐玄宗的形象，他身上也確實交織著善與惡、愛與恨、靈與肉、可憐與可憎、堅貞誠摯與昏庸鄙俗、情癡情種與好色好淫。白居易在詩中不但揭示了這種多重性，使之相反相形，而且使之在情節(jié)發(fā)展中渾然一體地顯示出來，有其令人信服的邏輯�！堕L恨歌》的雙重主題就根植于人物形象渾然一體的多重性格之中。

　　《長恨歌》中唐玄宗的多重性格，還有其客觀的現(xiàn)實依據(jù)和詩人的創(chuàng)作心理依據(jù)。歷史上的唐玄宗是一個復雜的人物，他不但是糊涂的昏君，而且更是有所作為的賢君，青史垂名的開元盛世就與他分不開。白居易在《策林》中不止一次地寫到”太宗、玄宗抱神圣文武之姿”，把唐玄宗的開元之治和唐太宗的貞觀之治相提并論。唐玄宗還是聰明才俊的樂舞鑒賞家、創(chuàng)作家和倡導者，對藝術事業(yè)的繁榮起過推動作用。白居易也是樂舞的理論家和倡導者，對此容易產生同感共鳴。他在多首詩中贊及《霓裳羽衣曲》，這一作品的創(chuàng)作、欣賞和流行不僅與唐玄宗有關，還因楊貴妃擅長此舞而更負盛名。白居易曾把此曲看作開元盛世的藝術象征，在《長恨歌》中還很自然地以此象征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或愛情之夢。“漁陽鼙鼓動地來，驚破霓裳羽衣曲”，于是愛情及其美夢一去不復返，開元盛世更是煙消云散了。詩人雖頗有針砭之意，但同情遺憾之心也躍動在字里行間。有學者認為，《霓裳羽衣曲》是亡國之音的象征，這不符合白居易的心理，有違事實。白居易說：“我愛霓裳君合知，發(fā)于歌詠形于詩。君不見我歌云，驚破霓裳羽衣曲�！保ā赌奚延鹨挛韪琛罚┟髅魇遣⒉毁H抑《霓裳羽衣曲》，由此也可見他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有一定好感，這可看作他創(chuàng)作《長恨歌》的重要心理依據(jù)�？傊�，白居易對唐玄宗是既有好感，又有反感，故在詩中既哀其不幸，又諷其昏庸，而在這雙重主題中，同情其愛情悲劇則是主要方面。

　　回看全詩就會明顯地感到，前半部分基本是寫實的，后半部分則逐步轉到了浪漫主義的想象；前半部分以批評為主，帶有諷諭的意味，后半部分則以同情為主，帶有感傷的意味。這本來是相互矛盾的東西，卻通過馬嵬驛兵變聯(lián)系起來了。盡管如此，這種矛盾并沒有統(tǒng)一，詩人也無法統(tǒng)一。因為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悲歡離合是與政治問題緊密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，作為詩人來說，既要批評，又要同情，二者難以統(tǒng)一。詩人思想的局限性就表現(xiàn)在這里，作品主題思想的復雜性也表現(xiàn)在這里。也許正是因為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悲劇性結局，以及白居易對兩人故事的矛盾態(tài)度，所以才以“長恨”命題，以“長恨”作結。

　　作者簡介

　　白居易白居易（772—846），字樂天，晚年號香山居士、醉吟先生。祖籍太原（今屬山西），后遷居下邽（今陜西渭南）。貞元進士，授秘書省校書郎。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及左贊善大夫。后因上表請求嚴緝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兇手，得罪權貴，貶為江州司馬。長慶初年任杭州刺史，寶歷初年任蘇州刺史，后官至刑部尚書。在文學上，主張“文章合為時而著，歌詩合為事而作”，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。其詩語言通俗，相傳老嫗也能聽懂。與元稹常唱和，世稱“元白”。有《白氏長慶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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